張 復
這不會是愉快的一天，我知道。
在路上，我盤算著怎麼調整實驗室同仁的工作。有一位能力不足的同仁，我決定卸下他部分的責任，交付給另一位同仁，而後者只有兩個月就要離職了……
到了辦公室，我立即打電話叫這兩人來我的辦公室。拿著話筒的同時，我想到我還得矚咐圖書館幫我訂便當。外面仍然下著雨，我不想在中午冒雨跑出去。
我跟兩位同仁談了一陣子。事情比我想像的順利。我問那位能力強的同事：「有足夠的測試資料嗎？」他說：「即使沒有，也可以立刻收集。」我最喜歡聽到這種話。我想起巴頓將軍，我想起他以半跪的姿勢親吻受傷的部屬。上個週末，我才在一個聚會裡跟朋友說：「性子急躁的人，像巴頓，注定一輩子要做別人的下屬，還得在自己犯錯的時候懇求別人收留他。」
電話打了進來。是近史所的一位同事。她說，她已經找到91本應用資料，問我可不可以把我們所開發的軟體交給她。我的眼睛亮了起來。巴頓聽到愛森豪願意重新使用他，眼睛必然也亮了起來，雖然他很快就發現，他只是加入自己舊屬所領導的集團軍。我跟那位同事說，不要急，我還得跟她討論如何修改我們的軟體，才能交給她使用。我打了一個比喻，我說：「就好像安裝廚房設備，我必須先跟女主人討論她的需求。」
放下電話，我把仍然在等待我的兩位同仁打發回去。另一通電話打了進來。我在電話裡的語氣變得很糟。我說：「我希望你們那裡有個統一的窗口，這樣我才不至於重複同樣的話十遍以上。」我決定不再接電話。事實上，我也沒有時間繼續接電話。實驗室的同仁送來一位學生，我必須跟他面談。
中午，外面仍然下著雨。我已經決定錄用我所面談的學生。我問他能在我的實驗室待多久。他說，出國讀書是他目前最重要的考量，但他可以待到離開台灣前的一個月。「好，」我說：「這樣我只能給你一些支援性質的工作。」我看到他對我點著頭。「但是，這不表示你不能從我這裡學到東西。」我補充說：「傑出的研究者，像法拉第，一開始只幫忙他的老闆做一些打雜的事情。這可絲毫不能阻止他成為一個偉大的物理學家。」我送他出門，並且補充說，我可能要他接手一位即將離職同仁的工作。他反問我：「那位學長離職後會去哪裡？」我以玩笑的方式答覆了這個不受歡迎的問題。我說：「你可以幫我打聽他會去哪裡。」
回到辦公室，我想起我忘了請圖書館幫我訂便當。而且，我在電話機上看到留言的指示燈。剛才我在講話時，電話鈴聲便響過一陣子。是一個女子的留言。我很快便明白這是怎麼回事。我的高中同學康樂去世了。在上個週末的聚會，我已經聽到這個消息，只是我並沒有花太多時間去想這件事。
我撥了一個電話給簡惠美。我說，我收到她的留言了，我也從朋友那裡聽到康樂的消息。我刻意刪除了「去世」兩個字。我們在電話裡談了一陣子。她的語氣很平靜，聲調聽起來跟好幾年前沒有甚麼兩樣。我趁著她講話的時候在想，我們起碼有十年沒見面了。簡惠美告訴我，後來跟他們來往的都是我們班上的同學。她提到了潘永堂。
我趁著她停頓的片刻插入我的話。我說，我還記得潘永堂的事。我說，康樂剛到美國，是我去接機的。「對。」簡惠美回應我。我繼續說：「那時康樂就跟我提到潘永堂的事──噢，不對，不是那一天，而是好一陣子以後。我從康樂那兒聽到，潘永堂一輩子最想做的事就是去美國求學。後來，他果然放下工作，去了美國，而我已經在那兒做了好幾年事，而且準備回台灣了。」簡惠美耐心聽完我的話。我的話講得很亂，而且沒有重點。我講完以後，她接續自己所開啟的話題。她跟我提到好幾位後來跟他們交往的同學。她跟我提到了鎮乾常，又提到了徐光曦……。這些老朋友的面孔快速地閃過我的眼前。我插口說：「沒想到，都等康樂走了，我才有機會再見到他們。」簡惠美說：「是呀，是呀，……」
吃完從外面叫來的便當，我靠在沙發上睡了一會兒。我想到另一位老同學寫給我的電子郵件。他在信上寫說，最近常在珠江邊觀看水上穿梭的船隻。那時候，他會想起我的作品來。他說，我總能把這些景象翻譯成更美的文字。可是，我仍然不知道怎麼回復他。
下午是一段出奇平靜的時間。我終於可以抽出時間來修改論文了，我在想。我必須在三個月的時間內做好這件事，並且答覆所有評審者所提出的問題。我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，但也很乏味。最美好的部分我早已經體嘗過了，現在我只是在考量如何遣詞用字，要做到既不得罪評審者，又不至於自失立場。
我拿起電話來。我想進一步瞭解雷驤的計畫。他曾經告訴我，橋頭鄉糖廠要拍一些紀錄影片。他想建議他們參考我的作品，那裡面有一些描寫糖廠的故事。雷驤很快就出現在電話的另一端。我問他，需要我把《高塔》寄過去嗎？雷驤說：「《高塔》我有啊！」我說，是寄給橋頭鄉的人。雷驤說，還沒有必要。然而他計畫明年一月南下去看看，問我有沒有興趣一起去。我說，去南部看糖廠是我最有興趣的事。我們就約好到時一起南下。
講著電話的時候，我的腦海裡出現了南部的影像。從洗手間走回辦公室，我的腦海裡仍然保留著這些影像。影像裡出現的並不是橋頭鄉，而是我跟黃進興跳上已經在行駛的台鐵火車。我們抓住車門兩邊的扶手，可是車門打不開，那時也沒有人站在門後頭。車子開始加速，我們已經來不及跳下去。我說，我們可以從車窗翻過去。黃進興說，這樣太危險。我沒有聽他的話。我很輕易就翻了過去，這比我以前所翻過的圍牆可容易得多。我站在門的另一邊，叫黃進興也翻過來。我說，我會抓緊他的衣服。黃進興也翻了過來。
這是大二暑假所發生的事。那一陣子，我們在康樂家作客。他家在善化糖廠的日式宿舍區，從那兒到台鐵火車站有糖廠的小火車可以往返。那天，我們要去烏山頭玩，康樂沒有陪著去，我們才弄出這驚險的鏡頭來。康樂也記得這件事。他常提起的，倒不是我被黃進興罵得半死的這一段，而是我在他的家裡，下午時間一到，我就坐到書桌邊，開始翻譯那本該死的邏輯書。康樂喜歡把他的朋友塑造成怪胎的形象。他喜歡對別人說：「那時我們正在玩大富翁，時間一到（康樂還做出看錶的模樣），張復就把頭一歪（那其實是康樂自己的習慣動作），跟大家說：『ㄥˊ，不行，時間到了，我得工作去了。』在場的每個人頓時都傻在那裡。」我記得在美國的時候，康樂也當著我的面把這個故事講給他的同學聽。
我回到電腦前，決定播放儲存在我檔案夾裡的音樂。聽音樂能夠幫忙我忘記修改論文的沈悶與無聊。音樂響起來，那是Lionel Richie的Truly。聽著它的時候，我想起我開車去JFK機場接康樂去我家。那是他到美國的第一天。我記得我的車子開上了Verrazaro-Narrows Bridge，我要康樂停止講話，好好看看那座橫跨於布魯克林與史坦頓島之間的巨型橋樑。康樂只讓自己的眼睛飄出窗外一秒鐘，又繼續發表他剛到美國的感言，我就毫不客氣地針對他所講的每一點予以痛擊。
我想到這件事，突然禁不住掩面而泣……
── 獻給我的好友康樂，逝世於2007年10月25日